焦裕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培养出来的一名优秀党员领导干部。自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开始，焦裕禄这个名字便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标杆。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不断号召全党向他学习，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位。本文通过大量历史资料，力图真实地还原在焦裕禄生前和身后，邓小平对其关注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指令医学专家为焦裕禄会诊

邓小平是唯一一位在焦裕禄去世前就了解到他的事迹，并帮助过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焦裕禄1922年出生于山东博山，1946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初随军南下来到河南，1962年12月临危受命来到兰考主持工作，历任兰考县委代理第二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在兰考工作期间，为了战胜“三害”（内涝、风沙和盐碱），彻底扭转困难局面，他经常带病坚持工作，全身心地投入抗灾自救的第一线。因长期过度劳累，焦裕禄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

1964年3月21日，焦裕禄在下乡调研过程中突感天旋地转，几乎晕倒，严重的肝病迫使他只好先回到县城。经县人民医院诊断，他这是肝病急性发作，必须立即转院治疗。3月23日，焦裕禄忍着剧烈的疼痛，在安排好县里的相关工作后，被紧急送到开封卫校附属医院。经检查发现，焦裕禄肝部肿大已由4厘米增至8厘米，医生怀疑他得的是肝癌，但他们也没有办法确诊，这还需要到郑州作进一步诊断。3月28日，焦裕禄被转到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在经过所有项目的检查后，他被诊断为原发性肝癌，医生建议尽快送他去北京诊疗。4月8日，为尽最大努力挽救焦裕禄的生命，河南省委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决定将他送到北京日坛医院作进一步检查治疗，这是当时全国最好的一家治疗肿瘤的医院。

焦裕禄离开了兰考，可是他的病情却时刻牵动着兰考广大干部和群众们的心。当得知焦裕禄被送往北京治病后，兰考县委立即找来了解放战争时期曾在邓小平手下担任特务营营长的时任县民政局局长袁汉琪，让他务必利用自己的关系向中央寻求帮助，一定要想办法把焦裕禄的病治好。袁汉琪深知此事非同一般，接受任务后就立马动身连夜进京。到达北京后，袁汉琪立即来到天坛医院探望躺在病床上的焦裕禄，并向他说明了来意。焦裕禄说：“中央首长很忙，不要给他们添麻烦了！”又问：“兰考有什么新情况？”袁汉琪把兰考的工作情况向焦裕禄作了简要汇报，并安慰他要配合治疗安心养病，兰考县的人民群众还盼着他早点回去。

离开天坛医院后，袁汉琪就直接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出示了县里给他开的证明和省委专门写的一封信，请求面见邓小平。然而，值班领导却告诉他：“邓小平现在不在京，你反映的问题，我可以通知有关单位协助办理……”袁汉琪放心不下，就暂时在北京住了下来。几天后，他从报纸上得知邓小平已经回到北京，就立即又赶到中央办公厅，请求面见。得知自己的老部下到来，而且有重要情况要当面汇报后，邓小平在百忙之中专门安排时间接见了袁汉琪。袁汉琪同邓小平一见面，没有做过多的寒暄，就详细汇报了焦裕禄在兰考期间带领干部群众与“三害”作斗争的事迹和他现在的病情，希望中央能够想想办法救救他。邓小平听后深受感动，随即指令中组部有关领导要安排最好的专家为焦裕禄检查治疗。临别时，邓小平还特意要求袁汉琪回去后给他写一份关于兰考情况的书面材料，内容主要是受灾情况、干部作风以及存在的重大问题。

在中组部的安排下，中华医学会的有关领导来到日坛医院看望焦裕禄。焦裕禄忍着病痛，强振精神，坐了起来，说：“中央领导很忙，给首长添麻烦了！我的病是小事，影响中央领导的工作是大事呀！”随后，中华医学会调集了国内多位肝病治疗方面的知名专家，对焦裕禄进行会诊。专家们通过手术打开了焦裕禄的腹，发现他的肝脏上已经长满了肿瘤，切片化验后，诊断结果是“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已是不治之症。最后，他们不得不怀着沉痛的心情，告诉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及随行的人员，说：“我们只能采取保守治疗，无能为力了，他的生命最多还有二十多天的时间……”他们建议将焦裕禄转回郑州，进行人道主义治疗。

1964年5月14日上午9时45分，焦裕禄在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不幸病逝，年仅42岁。得到消息后，邓小平深感惋惜。

批示做好焦裕禄事迹的后续宣传

焦裕禄逝世后，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通过各种形式纪念、缅怀他。邓小平在这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4年5月16日，焦裕禄逝世后的第三天，在河南省沙区林业工作会议上，兰考县的相关领导在作典型发言时含泪介绍了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的先进事迹，引起了与会领导的注意。会后，主持会议的副省长王维群专门向省委作了汇报，建议组织全省党员干部向焦裕禄学习。11月10日，开封地委下发《关于学习已故的前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的通知》，这是全国第一份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的正式文件。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焦裕禄同志为党和人民忠心耿耿》的人物消息，焦裕禄的名字首次进入全国人民的视野。

1965年12月17日，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人专程来到兰考实地采访后，被焦裕禄的事迹深深触动。穆青认为《人民日报》此前将这样一个典型用一个消息来表现，远远不够。于是，他们怀着极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用饱含真情的笔墨，在《人民日报》时任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大力支持下，七易其稿，写出了后来载入史册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然而，由于这篇重大人物通讯回避了当时敏感的阶级斗争问题，能不能发表，吴冷西和穆青等人心中也都没有底。在此之前，毛泽东曾明确指示过《人民日报》，有事情要多请示，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因为当时邓小平不在北京，留京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是彭真，所以1966年2月6日在大通讯即将发表的前夜，吴冷西就带着穆青连夜找到了彭真。在仔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并认真审阅了文章清样后，彭真果断拍板表态：发！

1966年2月7日，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顺利发表，焦裕禄的先进事迹也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迅速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一时间，山河为之动容，各级党委纷纷发出通知，号召向焦裕禄同志学习。人民日报社也趁热打铁，结合正在开展的“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大讨论，作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并先后配发了《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最有力的领导》等7篇社论。2月21日，为进一步做好焦裕禄事迹的后续宣传工作，《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就相关事宜，向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详细汇报了关于焦裕禄事迹的报道和各地的学习情况，以及下一步的宣传计划。报告中这样写道：“2月7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长篇通讯，震动了全国，广大干部的反应尤为热烈……我们认为，焦裕禄同志为广大干部树立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拟抓紧这个典型，推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学习运动的深入和提高。我们打算继续大张旗鼓地、扎扎实实地宣传焦裕禄同志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成长，他的模范事迹和优良品质；宣传各个战线，特别是县委学习焦裕禄同志的活动和效果；宣传一些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好县委；并针对当前干部思想革命化方面的一些问题，对照焦裕禄同志的模范事迹，继续写一批社论。”

1966年2月25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联合起草的这份报告被交到了陆定一的手中，他认真阅读后，不仅对相关细节逐一进行了批注，还在报告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报中央书记处。”当日，邓小平就收阅了报告，并批示：“同意。”就这样，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人民日报》于3月3日在报道各地学习情况的同时，又配发了第八篇社论《思想改造永无止境》，把学习焦裕禄事迹的活动推向了高潮。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在北京亲切接见了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

为纪实文学《焦裕禄》题写书名

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轨道，开创了新局面。然而，一段时间内，由于过于注重经济建设，一定程度上放松了思想教育，致使部分党员干部在市场经济发展大潮中逐渐迷失了方向，加之西方国家加紧了对我国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各种社会问题也随之暴露了出来。作为长期经受政治考验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敏锐地认识了到问题的严重性。1989年6月16日，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他在与新一界中央领导集体谈话时，严肃告诫他们说：“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1989年7月，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党清醒地认识，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正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政治、思想渗透，极力宣扬虚伪的“民主”“自由”“人权”，煽动和支持我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必须旗帜鲜明地同这种“和平演变”的图谋和行动作长期的、坚决的斗争。各级党组织都要十分重视和大力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真正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同年11月25日，中宣部举办了全国新闻媒体负责人培训班，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李瑞环在培训班上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各级新闻媒体要积极借鉴过去好的经验做法，大力弘扬我党优良传统，宣传优秀典型，传播正能量。1990年4月29日，李瑞环在接见人民日报社记者时，进一步强调指出“我赞成干部学焦裕禄。就当前一些干部身上的毛病来说，应当用焦裕禄精神去医治他。”5月10日，《人民日报》依此发表社论《领导干部要学焦裕禄》，社论强调：“就当前某些领导干部身上的毛病来说，用焦裕禄精神医治可能更灵一些。”这一时期，为整顿干部作风，重新树立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光辉形象，进而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活动再一次蓬勃开展起来。

1990年1月1日，在中宣部、中组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焦裕禄》在全国上映，作为第一部展现焦裕禄先进事迹的影视作品，该片成功塑造了一个好干部的荧幕形象。影片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极大感情共鸣，各级报刊媒体也纷纷以《人民呼唤焦裕禄》《改革需要焦裕禄》等为标题，深入报道焦裕禄事迹和观影情况。2月1日，为更加全面地宣传焦裕禄事迹和精神，中共开封市委宣传部计划组织力量创作一部反映焦裕禄事迹的电视连续剧剧本，并给河南省委宣传部打了一份报告。河南省委宣传部收到报告后，对此作出批示，要求一定要把剧本创作好。不久，电视连续剧《焦裕禄》的剧本创作完成，并被送到了华夏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经过认真研究后，认为这部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很值得出版，于是联系了开封市委宣传部，建议把剧本改编为文学作品，对外发行。在得到开封市委宣传部和剧本作者的同意后，华夏出版社立即组织精干力量，夜以继日地工作，仅用一周时间就完成了纪实文学《焦裕禄》出版前的所有工作。6月15日，已经86岁高龄的邓小平为该书挥毫题写了“焦裕禄”书名。7月14日，纪实文学《焦裕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发。该书以全新的艺术形式，成功地塑造了焦裕禄亲切感人的艺术形象，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1991年10月，在第五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评选活动中，华夏出本社送评的《焦裕禄》一书，荣获二等奖。

时光荏苒，变化的是形势，不变的是初心。作为一名普通的党员领导干部，焦裕禄生前曾教育身边的干部们说：“我们不是人民的上司,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在兰考期间，他时常牵挂群众的冷暖，面对卧病在床的老大爷和双目失明的老大娘，他那一句“我是您的儿子”，深深感动了无数人。作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生前也曾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也许正是怀着同样一份赤子之心，和历史的机缘，让这两位从未谋过面的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几十年来，焦裕禄精神一直光耀中华。我们相信，无论将来社会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焦裕禄自始至终都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他的精神也将永远闪耀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史册上。正如2014年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听取兰考县委和河南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情况汇报时所强调指出的：“只要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要我们还是共产党,这种精神就要传递下去。”

（作者系焦裕禄精神研究院研究员、焦裕禄干部学院教师）

（文章来源：《党史纵览》）